水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生存资源。为了获取水源，人类自古逐水而居。曾经，傍水而居的人们，是令人羡慕的，因为本乡本土的河流常常就是可以饮用的；即使不在河边，本地也多可以打出井水，那份甘冽的口感还留在很多人儿时的记忆里。

可以说，这些河流、湖泊，还有水井，曾经都是水源地。但在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污染和过度开发，导致很多河流、湖泊和浅层地下水不再适合饮用。为了保障城乡社会发展对水质水量的要求，我们开始划定饮用水水源地，优先保护，定期监测。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首先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的1/4强，其次是水资源时空分布高度不均。中国六百多城市中，三分之二面临缺水。现状条件下，北方地区多年平均缺水量为469亿m3，南方地区缺水量为67亿m3。

水资源总量不足和时空分布不均造成的资源性缺水，确是中国缺水挑战的重要原因。但另一个方面，大量的河流、湖泊以及地下水源受到污染，都极大地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它让北方的干旱缺水雪上加霜，甚至让南方一些水网密布地区陷入水荒。

缺水和污染的加剧，让饮用水资源日益稀缺。而一个个饮用水水源地，越来越成为保障广大居民健康和生产生活需要的生命线。

然而就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之下，大量宝贵的水源地却仍受到污染和破坏，不得不被撤销。

最早因污染而被迫调整的水源地，始于中国最大城市上海。上海降水丰沛，加之北靠长江，西倚太湖，水资源极为丰富。1883年上海在黄浦江畔建立了杨树浦水厂，这是中国第一家自来水厂。1920年，作为上海市水源之一的苏州河第一次出现黑臭，上海闸北水厂放弃从苏州河取水，也把取水口转向黄浦江。

从1980年代起，黄浦江下游水质不断恶化，1987年，上海自来水取水口上移至黄浦江上游的临江河段；1998年，取水口进一步上移至黄浦江上游的松浦大桥河段。但根据《上海资源环境发展报告(2013)》显示，取自黄浦江上游的开放式、流动性原水，大多属Ⅲ至Ⅳ类水，水厂不得不采用重氯强化消毒[1]。上海自来水中强烈余氯气味，是老上海的家乡记忆，也让许多外地人“难忘”。

为解决饮用水水源之忧，经过十年规划，上海于2016年建成青浦区金泽镇西部的金泽水库，比松浦大桥取水口又上移了40公里。[2]

意识到本地水源已经很难保障供水质量，上海将长江确定为第二水源。2011年，长江口青草沙水库开始全面供水，约占上海全市原水供应的70%左右。

首都北京，虽然没有大河穿城，但作为近乎三面环山的平原地区，也有降雨和泉水汇聚成的地下水作为水源。50年代末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让北京首次经历严峻缺水，是两个“水缸”，一个是密云水库，一个是官厅水库，帮助度过难关。由于上游大量的工业和城市排放，官厅水库最早受到污染，被迫于1997年退出饮用水水源地。经过多年治理，官厅水库于2007年恢复成为应急备用水源地，但水质依然不能达标。

随着北京城市规模扩展，密云水库独立难支，地下水连年超采难以为继，最终开启了大规模南水北调，将取水口延伸到湖北与河南间的丹江口水库。今天，北京人饮用水的10杯水中，有7杯来自1200公里之外的长江支流汉江！

水源地遭撤除的现象，也蔓延到堪于长三角和京津冀等量齐观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珠三角案例：

珠三角汇纳珠江巨大水量，水资源总量占到全国的13%，是长三角之外的另一处降水丰沛、河网纵横的福地。然而，平原河网的地理条件，也使得珠三角许多城市仍以河道型水源地为主，供水占88%，水库仅占12%[3] 。而珠三角城镇密集、人口众多，供、排水布局相互影响，加上地势低平，海平面上升，咸潮活动频繁，河道型水源地更容易受到污染威胁。

广州曾经的主要取水点，是被称为广州“西部水源地”的珠江西航道和流溪河下游（白云段）。但《广州市城市供水水源规划(修编)》指出，流溪河李溪拦河坝下游、西航道、白坭河等水源水质长期超标，不再适合作为饮用水源。[4]

为解决日渐突出的矛盾，广州在2010年建成西江取水工程，原有的西村、石井、江村三座水厂，已停止从原地取水，成为了备用水源。原本在西江因突发情况不能正常供水的情况下，作为应急水源向广州千家万户供水。但2015年八月份全国政协委员许钦松的“问水团队”到珠江西航道进行取水化验，结果显示，水质为“劣五类”，其中耗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高锰酸钾指数、氨氮、总磷、龚大肠菌群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超标。[5]

最终广州市于2016年作出决定，流溪河李溪坝以下、西航道、白坭河江高段水源功能被取消，但在公众和环保组织的呼吁下，部分保护区得以保留。

佛山市原本以以北江取水为主，但分散的水源地难以全部达到保护和风险防控的要求。为此佛山市计划对水源地做出大的调整，到2018年底，佛山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将从21个调整为16个，后续关闭石塘水厂和乐从水厂后，2020年全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为14个。[6]

深圳市也于2018发布了深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优化调整方案，其中7处水源地被取消[7]。另有保护区级别被降级。

此外，珠海拟取消3处水源保护区[8]，东莞2015年规划6年内关停68座镇乡级水厂[9]，佛山德顺区关停7座水厂仅保留5处水源保护区，江门市拟撤销赤坎水厂等6处水源保护区或保护区级别，肇庆拟取消3处饮用水源地，调整5处饮用水源地。当然，在取消水源地的同时，各城市也在努力调整开辟新水源，比如惠州就增加了22处水源保护区。

公开发布的信息显示，其它部分地区的水源地也在经历成批撤销。

四川省案例：

截止2018年10月，我们看到各地公布的撤销和拟撤销的水源地数量最多的是四川省，达到70个。

这其中，成都市新都原第三水厂位于毗河的新都物流中心片区、北部商城下游，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原第三水厂的规模和水质已不能适应发展需要。成都新都水源调整至成都市新都区三水厂石堤堰水源地 [10]。

成都二、五水厂水源由于受凤凰河二沟来水影响，水源地水质不能稳定达标，且水源一级保护区存在6座桥梁，人口密集，交通繁忙，对水源存在较大隐患[11] 。成都沙河二水厂和五水厂于2012年分别上移取水口2.2公里和1公里。

岷江经由阿坝、成都、眉山、乐山，于宜宾汇入长江，上游污染也是水源地的重要风险源。2017年被撤除的岷江任家坝等水源地很具典型性。任家坝地处乐山市中心城区，背靠岷江，人口众多，菜市场、医疗机构、购物商场等密集。这里曾经是中心城区饮用水水源地之一。

乐山市环保局副局长岑正山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坦言，曾经的4个水源保护区建成较早，按当时标准，保护区陆域纵深较长，因此面积很大，水源地与城市、交通等重大建设项目严重冲突。[12]

原有4个水源地均未按照要求实现封闭式管理，保护区内进行的大量城市建设，为水质安全埋下隐患：污水收集管网不完善，造成生活污水和养殖业污染物任意排放，其中，岷江水源地受上游成都等城市的来水影响，常年水质超标。[13]

“环保部门承担对大量企业的执法工作，本来就人员不足，4个分散的水源地，更增加了执法工作量。”岑正山表示，以前保护区内建筑、企事业单位众多，排放口多，污染治理工作难以开展，多年来治理措施无法落实。即使有的保护区设置了隔离网，但人为破坏严重。

人口、企业密集，意味着交通、生产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偏大，提高了突发性水体污染风险。然而，4个水源保护区内各自有多达数万平方米的建筑，若进行拆迁整改，费用将是天文数字。

最终，乐山市选择撤销任家坝等传统水源地，在离城区较远的大渡河和青衣江流域建设两个新水源地。

岷江于宜宾汇入长江，宜宾段岷江水源地受上游成都等城市的来水影响，常年水质超标。2015年岷江宜宾两断面均为劣五类[14] ，尽管16年后情况有所好转，岷江水质一直是位处下游的宜宾民众心中的一大隐忧。最终一、二、四水厂分别沿岷江、金沙江上移取水口。

在上述县级及以上水源地之外，乡镇水源被撤销的也不在少数。如四川广元市于2018年6月撤销红旗水库等6处乡镇饮用水水源地，眉山市8月22日撤销向家镇林家河古井等21处乡镇饮用水水源地。这些都没有进入此次的统计范围。

福建省案例：

另一个明确水源地撤销数量较多的是福建省。2007年以来的汇总信息表明，至少有28个水源地被撤除。虽然撤除原因各有不同，其中也包括当初划定时考虑不周的问题，但归根结底主要是两条：或是水质不能达到饮用水水源地的标准；或是水源地保护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现实产生矛盾，难以保障水源地有效防范污染风险。

比如福建省会福州的闽江水源，作为福州母亲河，其以优质的水源哺育了数百万榕城市民。近年来闽江上游水库水利建设、气候变化以及非法开采河沙等原因，致使闽江河床下降，从而产生了污水回灌，咸潮等污染闽江水质。由于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直排、农田污染等问题，更是加剧了闽江水质的恶化，福州被迫陆续取消了马尾琅歧经济区自来水厂水源保护区、福州市义序水厂水源保护区、琅岐镇白马王水库等水源保护区、永泰县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福州市东南区水厂水源保护区（闽江）、马尾水厂闽江备用水源保护区等多处水源保护区。改由闽江上游和其他河流供水。

与上述案例不同，多数省市没有如此明确地公布成批撤销水源地或其赖以存在的保护区。但他们中的许多也同样不再信任本地水源。

与北京相类似，今天同样高度依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北方13座城市，包括天津、石家庄、郑州等，加上承载“千年大计”的雄安，它们纷纷“舍近求远”，除了保障水量的需要，也都有借助丹江口一盆净水提高供水水质的考量。